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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文教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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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两位好友征询的目光,何心隐慷慨激昂地说:“当世所谓之儒者,多有二病,一曰穷理而不博学;二曰闻道而不为善,不足以为人师表。至于科举之士,一年到头只知舞弄八股,此外万事皆是懵然不知;再者彼一心所望,无非‘利禄’二字,名教礼法于彼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焉能指望他们传承文明教化?如今天下滔滔者,无非此辈!惟是传承文明教化,乃千秋之事,岂可无人承担!我辈士人君子当上承圣贤之教诲、先哲之智慧,积之蓄之,教之育之,传之学之,不但有用于当世,亦为千秋万代存一文明教化之真脉。如此,方能使我中华之文明教化昌明鼎盛,绵延万代而不朽;方不负七尺昂藏,一身学识!”

何心隐越说越激动,洪亮的声音在船舱中嗡嗡回响。同时,他站了起来,也不再看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雨,坚定而自信地说:“孔圣人终其一生,门徒三千;我何心隐今生定要授徒三万!”

张居正怔怔地看着激动得难以自持的何心隐。令他惊谔的,不只是何心隐此时此刻表露出的非凡自负――他是天下闻名的狂生,“不恨吾不见前贤,恨前贤不见吾狂!”是他一贯的作风;还有他所决心选择的那条道路――广建书院,讲学四方。

书院之制,盛行于宋元,宋朝之时书院林立,其中有名的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经常有当世大儒、士林名流常住讲学,四方学子闻风而来,为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院盛名传诵一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这些书院后多毁于战火之中,不复有往日之盛。

明朝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建立了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一整套教育机构,确定各地各级学校的生员数额,由朝廷派官管理,学政巡回督查,只要是入学的生员,哪怕一辈子都考不上进士,照样享受国家的廪膳,还豁免赋税,凭这些优惠条件,朝廷将天下的读书人都网络到官学之中,接受正统的科举应试教育,重视素质教育且要自己承担生活费、学杂费的书院因此没落了近百年。

到了宪宗成化年间和孝宗正德年间,明朝已进入由盛转衰的中期,官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些官学的生员把学习看作是科举出仕的唯一途径,只注重八股时艺,沉湎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了道德修养,以至于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一旦为官,便结党营私,腐化堕落,成为被真正的士人君子所不齿的“衣冠蟊贼”;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官学生员数额毕竟有限,以最基层的县学为例,小县只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学生也不能过三十人,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入学门槛极高,除了考试严格,少不了还有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等等营私舞弊的猫腻,堵塞了寒门士子的求学之门,更将官学变成了藏污纳垢、玷污斯文的肮脏之地。

正是因为官学有着种种弊端,书院便应运复生。比之官学,大部分的书院倒颇有圣人“有教无类”的意思,只要能掏得起束修,谁都可以入书院求学,以至于许多渴望进学读书却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趋之若骛。尤其是创立船山学派的王阳明,创立甘泉学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于武宗正德年间效法朱熹,广建书院,向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传授学问,批判程朱理学,宣传他们的6王心学,使得心学大盛于当时,书院更由此勃兴。

也就是说,何心隐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前圣先哲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曾走过的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哪位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不想将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学说传诸生徒,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士林领袖?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当此乱世,北有蒙元虏贼虎视眈眈,南有倭贼海寇为祸日盛,即便不说靖难大业,国家也是积弊重重,危机四伏,他们这些素来为社稷根基,并以家国天下事为己任的士人儒生,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这样做的,眼下最迫切需要做的,先是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舍此之外,都是细枝末节,都是缘木求鱼。

但是,所谓知易行难,“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说起来容易,如今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他却一概不知。此外,近年来阳明心学在士林中隐隐成势,读书人若不会口头上绉几句6王心学的语录,就会被人瞧不起。各地兴办的书院纷纷聘请精通6王心学的人去讲学,固然赚了大把的银子,却教唆得众多青年士子无心科举,只顾着标新立异,抨击时政,不但惹出了不少麻烦,而且引得一些固守程朱理学的硕儒多有不满,两派时时论战不休,倒在士林中制造了不少矛盾,令一向对这些无关社稷苍生的玄谈奇论不感兴趣的张居正万难苟同。因此,对于何心隐的理想,他只能报之以敷衍的微笑,不做任何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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