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皇帝却等不及，他又追问杨炎一个问题：“既然各方镇里的户口也要交税，那么如遇方镇抗拒，又当如何？”

这个问题倒是很关键的，毕竟地方方镇向来是刺头，大历四年早就按照九等标准，企图向天下统一征户税，第五琦也奏请过，统一丈量天下田地，收取“十一税”，然而推行起来却阻力重重，最大的阻力自然是拥兵自重的方镇节帅们。

当然这个问题，杨炎早就筹划得当，“请置两税后，将天下财赋分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如此方镇节帅收入固定，必不会为难税法推行。”

杨炎此举，是要将肃、代两朝已推行的“中央地方分税制”给正常化。唐朝初期的“租庸调”也分为三部分，即留州、纳京师和外配，留州即用于地方政权的运转，纳京师那当然用于中央政权，而外配即是军费。而杨炎所说的上供、留使和留州，即是赋税所得，一部分上交给京师，一部分留给节度使，一部分留给地方州县。

乍一看好像没太大区别，其实不然，唐初留州多少钱，外配多少钱，乃至开元天宝年间给节度使的“使支物”多少钱，配额的决定权是在中央手里的（中央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滴），赋税也是先到中央再往地方上分配的；而此刻的三分制，则是地方的节度使和州先将税钱收取上来，然后再按照与中央商量好的比例，交纳部分去京师，决定权实则由中央和地方分享。

但不管如何，总能保障部分到朝廷的库藏里，比起以前来总算是进步了。

另外如果按照如此的“三分制”，刘晏设置于东南各地的巡院，也等于陡然失去作用，因为交税的义务又归节度使与州，不干巡院的事。

“户部左藏收权”断了刘晏“度支、转运”这只右臂，而“三分制”则断了刘晏“巡院、盐院”这只左臂。

这时候殿廷里，在听完杨炎一整套的奏请后，皇帝的目光移到了刘晏身上，问了句：

“杨门郎所奏事，刘卿以为如何？”

“与逸崧所言丝毫不爽。”刘晏心念道，可这时他还是上前一步，气定神闲，“杨门郎所奏，句句在理，自国家丧乱以来，因兵车不息，征税多门，天下百姓未得休养生息，如今陛下与杨门郎罢诸色杂税，而一之以夏秋二税，实乃国家之福，请罢臣盐铁、青苗、租庸、转运诸使，宜准杨门郎之言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