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法兰西立国以来，多有圣贤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他国数倍者。……法兰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也……”
“法京巴黎，有卢浮宫，为博物之藏院，藏书极丰，目录便有千卷之多，每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其所蓄中国书籍除《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以及《诗》、《书》、《易》、《礼记》、《春秋》等五经，亦有《乐经》、《孝经》、《幼学》等，此外如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词斌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书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无不齐备，其仰慕圣化，多方求洗荒陋若此……”
“查西洋政制，以中国‘民为邦’为圭臬，凡孔、孟以下，民为邦，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皆为西国政制之。西国现今政制，非其独创，查其源，即中国圣贤之道也。《论语》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大学》之‘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者也，财者末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西国诸君亦为警言。”
“伏尔泰者，法兰西之大贤也，有‘法兰西思想之父’、‘欧洲之良心’、‘启蒙斗士’、‘精神王子’之美誉，欧洲诸国无不景仰，今日之欧洲诸国，政治清明。民生富裕，此君指引之力不可没也。其世后，以国礼葬于巴黎先贤祠，至今西国诸君于宫室之内，尚悬其像，以为追思，其身后殊荣若此。查伏氏一生，尊崇孔孟，可谓极矣。其一生著述极丰。内多阐圣教之言，教化法民，其又于室内设孔圣之像，朝夕拜祭。伏氏阐扬之功极大，未几圣教之论得传遍欧陆。欧罗巴诸国政制又是一变，皆崇‘民为邦’之，遂致富强……”
看到这里，恭亲王已然明白了章的主旨，不由得连连点头。
恭亲王当然不知道，这篇章的作者，是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
林义哲的这篇章。纯粹是为“破题”而做，在这篇章里，他把自己对于中西方化的知识和理解，全都用上了。
在后世。受所谓的“主流史观”“二分法”的影响，中国的化界将中国暂时的衰落，归结于中国化。他们在以极高的热情寻找强国之路的同时，也以极高的热情砸烂中国传统化。以为毁灭了中国传统化。中国就可以强盛。对此林义哲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
实际上，中国化催生了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欧洲人定义的名词。因为这四大发明对欧洲意义重大。因为纸张和印刷术让书籍开始流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学等书籍，因为纸张和印刷术，以较低的成开始传播。在火药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主要是封建割据的贵族庄园，火药传入欧洲后，国王和城市平民开始攻打这些封建庄园，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不然，欧洲各国的状况就如中国战国时期，一个乡便是一个小王国，国家四分五裂，国王名存实亡。指南针，则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没有指南针，不可能发现新大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发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欧洲民主思想的源头。
而现在，林义哲正是要借着这些历史事实，来实现自己的破冰壮举，打破中国人思想上的束缚！
林义哲在中抬出了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因为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化，曾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林义哲在中专门提及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以及伏氏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林义哲在中还提到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林义哲还提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化和哲学的影响。以及歌德对中国化也极力推崇，他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学中国诗的体裁做诗，学写中国字。
林义哲还提到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都以学习中国风格为荣，绘画、室内装饰、建筑、家具、瓷器、纺织品等都模仿中国的风格。他还把法语中有一个专有名词iserie（即“中国风”或“中国热”）来形容西方学习中国化的浪潮，并在英法普三国，仍然有许多建筑显示出中国的烙印。
在章中，林义哲认为，西洋诸国“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把西洋明的全部成就，都归功于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盖彼之贤哲倾心仰慕圣教，百余年来力行推广教化，西国政制为之一变，遂有今日之国强民富”。
林义哲在中指出，正是洋人能够将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发扬光大，因此洋人才在明层面上步入了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个雍容齐整繁荣昌盛的国家来。
这样，林义哲在中不但成功的消解掉了西方明给中国传统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化的信心——西洋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在中的最后，林义哲强调：西方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明的中心！
按照这个逻辑，林义哲还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