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顿转过身来，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加林查？”

“里面说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们愣了片刻，然后才明白过来——收音机里传出的，当然是瑞典语节目的声音。

“别闹了，加林查！”尼尔顿喊道，笑得肚子都疼了，“你把它拿回巴西，它就说葡萄牙语了！”

加林查摇了摇头，仍然面带疑惑：“不可能的，伙计。”

我也笑了起来，但这种弱智错误我也会犯。正像前面我说过的，那是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年代，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年代曾经出现在我的人生里。

11

1958年世界杯正式开始的时候，我跟加林查发现自己被钉在了同样的地方——板凳上。球队管理层认为加林查情绪不稳定，不适合跟首个对手——以诡诈多端而闻名的奥地利队作战；而我不能上场的原因仍是膝伤未愈。戈斯林医生对我说，要想尽快上场踢球，就得忍受一系列痛苦的治疗，其中包括把很烫的碗扣在我的膝盖上。大家要知道，他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体育医师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仍然非常落后。但我忍受下来了，没有一句怨言。我太想上场踢球了。

第一场比赛中，巴西队踢得很好，最终以3:0击败了奥地利队，马佐拉进了2个球，尼尔顿·桑托斯进了1个——他的表现显然并未因此前购买的“违禁品”而受到影响。但在第二场比赛中，巴西队表现得很平庸，最后以可怕的0:0收场。之所以说可怕，是因为从此次世界杯开始，世界杯的赛制改成了小组赛，每个小组的4支球队中，排名最靠前的2支进入下一轮。而此场比赛打平了英格兰队，我们得把其余两支球队全部打赢才能保证晋级。

当我得知如果下场比赛输掉，我们就得打道回府时，我慌了，我的膝盖为什么还不好？

谢天谢地，球队里的老兵消除了我的担忧，尤其是弗拉迪尔·佩雷拉——“迪迪”，即便是在那时，他对我的能力总是抱有安定、宽容而出奇的信任。他那时30岁，是球队里最年长的球员之一，按照职业运动员的衡量标准来说，他岁数太大，球队管理层差点就把他排除在国家队之外，因为他们觉得他早就过了巅峰期。但迪迪的经验和风度正是我们这个年轻而躁动的球队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冷静镇定、从容不迫，很多人都把他比作球场上的爵士乐大师。他有个外号是“埃塞俄比亚王子”，比起“贝利”，这个外号要好上一千倍。而我对迪迪在1958年世界杯上的功勋心怀感激，正是他保证了受伤的我能有上场的机会。

“属于你的时刻会到来的，小子，”他总是拍着我的后背这样说，好像我根本无须担心一样，“放轻松，养好膝盖。”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去找队医戈斯林，在他观察之下做了些常规动作。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我的膝盖恢复得不错。比赛前一天，济托——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找到我，对我说：“我觉得咱们上场的时候到了。”我仍不敢相信。一会儿，代表团的一个领导找到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

“准备好了吗，孩子？”

我笑了，嘴角都咧到了耳朵根。很快我就得知，球队的管理层认为我们需要点新气象，于是终于抛弃了对加林查的成见，他也要在下场比赛中上场了。接下来就是为下个对手备战了，伙计，这可太棒了。

12

1958年，有一个国家总是头顶极其神秘的光环，那就是苏联。在足球场上尤其如此。当时“冷战”正处于白热化，苏联极力想向世界证明，他们的体制——*——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就在1年之前，为展示他们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现在，他们又要来夺取世界杯，为的是展示他们在体育方面也是无可匹敌的。

足球一直都有一个令我着迷的特点，时至今日仍然如此，那就是从国家队身上往往能看到其民族特点。从他们踢球的方式上面，我们能了解到很多有关这个国家的事情。比如说，德国队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球队，他们从不浪费一个传球或运球的机会。一位名叫布莱恩·格兰维尔的英国作家曾这样说他的国家队：“英格兰队的风格，与其民族性极其相符，总是在循规蹈矩中偶尔展现出反常的天赋。”当然，说到这个话题很容易会陷到民族性评判的陈词滥调中去。但是说巴西队的风格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特点，这个看法我非常赞同：快乐、即兴、不循规蹈矩（不论是好是坏）。有些观察者甚至将其与我们的民族构成联系起来——巴西著名社会学家吉尔伯托·弗雷雷在1938年曾如此写道：巴西队在球场上表现出的“奇异、巧妙、机敏、无常以及……个人才华和自发性”反映的正是我们“黑白混血”的民族特点。

按这个道理，苏联人将自己的球风称作“科学足球”，反映的是他们对取得世界杯与把卫星送上天一样的自信。他们的数据管理、训练模式以及对精神敏锐度的重视，让我们这些只知道拔牙、做行为学测试的土包子叹为观止。跟我们不同的是，苏联的方式已经为他们取得了战果，其中就包括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的男足金牌。有关苏联人备赛的各种传说在各队大营里流传：我们听说，他们的球员能全速奔跑3个小时不停歇；有人跟我说，苏联人甚至在比赛当天早上练了4个小时的体操……

当然，有些传言只是冷战时期的宣传噱头，但我们当时并不知情。那时可不像现在，能通过比赛录像研究对手，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所以，我们真的认为是要跟一队超人同场竞技，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都比我们更强壮、更聪明。

可怕的苏联队，其代表人物就是门将列夫·雅辛。而关于他的传言大都是真的，没有吹嘘的成分。雅辛身高约1.88米，比场上的其他球员都要高大；他整场比赛都朝人——不论是己方球员还是对方球员——大喊、下命令。他的坚强和韧劲倒是极符合苏联的特点：二战期间他才10多岁，那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后来他去了莫斯科一个兵工厂上班，又在那里踢内部比赛；他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冰球守门员。雅辛的外号叫“黑蜘蛛”，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身穿黑色衣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经常能够扑出险球，就像长了8条胳膊一样。他不是宣传出来的绣花枕头，而是实打实的足球伟人；2013年，英国《世界足球》杂志的专家组一致将雅辛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门将。

如果真是用民族特点来比较的话，那么，一个像巴西这样踢着快乐、即兴足球的穷国，怎么可能打赢像苏联这样训练有素、计划周密、富裕的世界强国呢？

我们教练的答案是：硬啃。他们说的当然不是字面意思，但是他们相信，比赛一开始，巴西队就得出奇招，让苏联队找不到熟悉的节奏，如果我们能把球赛拉出科学的范围，进入人类行为的范围，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取胜的。

13

我跑进哥德堡球场，脱掉身上的训练服，这时我仿佛听到现场5.5万名观众发出的惊叹声。我长得太小，还是张娃娃脸，很多人也许把我当成了球队的吉祥物。我走到教练席，理疗师马里奥·亚美利哥揉了揉我的膝盖。

“挺好，”他说道，“准备上场吧，孩子。”

此前我从未如此紧张过，是，我的确很兴奋，但更令我激动的是自己终于能重新踏上球场了，而怎么踢球反而并不令我担心。

我和加林查站到各自的位置上，这时我看到几个苏联球员脸上表现出迷惘的神情。在我们两个人首发这件事上，巴西队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在我们最后一场训练中，我和加林查跟首发队员一起练习，而我们事先听说有个苏联队的探子要来打探我们的情况，就突然改变了训练时间。巴西也会玩冷战呢！很显然我们的惑兵之计起到了效果。苏联人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哨子响了，比赛开始。

接下来就是一波急速的运转，似乎此前我从未经历过。加林查拿球迅速沿右路突破，似乎每一步都伴随着假动作和急停。他华丽的脚法、长短不一的双腿令对方球员不知所措，也无法防守——因为他的腿长得太奇怪，苏联人无法判断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另外，加林查是个天*搞怪的人，他常常用诡异、杂耍般的假动作迷惑甚至戏耍对手，并从中得到快乐。从加林查第一次触球，我就听到现场的观众发出了笑声。看台上基本上都是瑞典观众，但由于加林查的表演，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巴西队加油喝彩。而苏联人这时还没回过神来——他们的科学手册里并没有介绍这种情况！

加林查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拔脚射门，不幸的是，球打在了横梁上。片刻过后，球传到我脚下，我聚起全身力气，瞄准球门踢出——

梆！

又打在了横梁上！当时我一定是一脸心碎的样子，因为迪迪——我们当中最镇定的人——在球场另一侧朝我喊道：

“放松点，小子！我们会进球的！”

他说得对。就在这时，他发现一个空当，向瓦瓦——我们的前锋之一——送出一记漂亮的传球，后者拔脚射门，球进了。

巴西1，苏联0。

很难相信，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来往、这么多的情感波动之后，比赛才刚刚过去3分钟。几十年报道足球赛事的法国记者加布里埃尔·哈诺特后来将其描述为“足球史上最好的3分钟”。

此后我们把节奏稍微降了下来。但比赛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而苏联人再也没有恢复镇定。下半场我送出一记助攻，帮助瓦瓦打进了第2个进球，最终我们以2:0取胜。如果不是“黑蜘蛛”雅辛的精彩扑救，比分的差距可能更大。

这场比赛真正的新星，当然就是后来在巴西被称作oanjodepernastortas——“曲腿天使”——的加林查。多亏了他，我们挺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几天之后在同一个球场里对阵威尔士队。

“祝贺你，哥德堡球场，”一家瑞典报纸赛后如此写道，“星期四，你们又要看到加林查了！”

14

战胜强大的苏联还有额外的收获：这场胜利让巴西的国民相信，也许，仅仅是也许，国家队还是可以信任的。1950年的失望、1954年的冷漠，终于开始融解，就像长冬过后乌云消散，巴西足球终于重见天日。电台开始报道我们的消息，看台上开始传阅报纸；我们的球迷又一次敢于重提冠军这个长久以来盼而不得的梦想了。

我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是很重要，但在总体上说，巴西国民的自我感觉也很不错。1958年，足球并不是巴西唯一的“好事”。就在同一年，乔安·吉巴托发行了他的专辑chegadesaudade，开创了新的音乐流派：波萨诺瓦。专辑里最流行的是《伊帕内玛姑娘》，它后来成了流行乐坛的名曲。波萨诺瓦与足球一起成为巴西在世界舞台的面孔，而从某个方面来说，前者是巴西更大的自豪感来源，因为波萨诺瓦是巴西人的独创。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曾与乔安有过交往，外界都说他是个挺难相处的人，但他很是谦和地容忍我这个外行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曾在巴西和美国纽约的活动上见过几次，他的直率总是令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心存遗憾，因为我从未有机会跟他一起表演音乐，虽说我算不上什么世界级音乐家，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学习吉他，还特别喜欢唱歌。才华不够的地方，我就用热情来弥补。我曾跟很多巴西明星音乐人有过合作，如汤姆·若宾、塞尔吉奥·门德斯、罗伯托·卡洛斯等。天哪，我想起来了，我甚至还跟弗兰克·辛纳屈一起唱过歌！虽然我对乔安的成就心怀敬仰，也感觉跟他有些共同点，但我从未跟他合作过；在此后几十年里，在向外界宣传巴西这件事上，我们是两个成功的同代人。

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甚至连我们的政客也有良好的表现。时任巴西总统的是儒塞利诺·库比契克，他是一个和善而能干的政治家，很多人都叫他“波萨诺瓦总统”。儒塞利诺——跟很多巴西总统一样，常被人直呼其名——决心把巴西尽快变成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作“五年相当五十年”，重点是振兴巴西的工业。似乎在一夜之间，我们就能生产厨房电器、缝纫机及其他工业产品了。这些东西在别的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在热带地区却并未普及。圣保罗地区开始涌现汽车厂，很快，巴西与汽车的热恋就上演了。

儒塞利诺最大的雄心壮志是要在平地上建造一个新首都——巴西利亚。这座城市将坐落于米纳斯吉拉斯州——我的出生地——边界线附近荒凉的高原上。他的想法是逼着政客们离开里约到内陆生活，这样他们就能对巴鲁或特雷斯科拉松伊斯这些小地方增加点关注，也许从他们口袋里还会掉出几块钱，掉到穷人的手里。到那时为止，巴西的大城市几乎都是建在沿海地区，有句话形容得好——这些城市就像“海滩上趴着的螃蟹”。儒塞利诺是个急性子，他想让新首都能在1960年建成使用，而在现代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我们在瑞典参加世界杯比赛时，巴西利亚的数万建筑工人正忙着建造政府部门和豪华住宅，一个独特的城市即将横空出世。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似乎表明巴西已经脱离了贫穷、落后、昏暗的旧社会。

总之，此时的巴西已经准备好了一次飞跃、一次转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停下脚步。

15

威尔士人比苏联人聪明了一点儿，他们在跟我们比赛时，只抱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看死加林查。

鉴于加林查在巴苏一战中的卓越表现，这是个很不错的策略。比赛中，加林查身边始终有两名甚至三名球员在防守他，在这样令人窒息的防守下，即使像他这样才华横溢的球员也无法施展本领了。

但这种三人包夹战术也有一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顾此失彼，巴西队的其他球员就有了发挥的机会。威尔士队是一支很好的球队，他们防守顽强，其主教练吉米·墨菲广受尊敬和爱戴。他们在小组赛中打败了1954年世界杯上把我们送回家并最终获得亚军的匈牙利。威尔士不是一个小国吗？是的，但是，考虑到前车之鉴，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上，最不能小看“小国对手”的正是巴西人！

上半场以0:0收场。上半场我并没有得到多少机会，但迪迪后来说，他是要在上半场的45分钟里把我雪藏起来。他认为，鉴于年龄的缘故，对方球员不会太在意我，甚至会无视我的存在；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小孩而已。事实还真是如此，随着比赛的进展，对方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似乎都从我身上消失了。迪迪就像是个出色的乐队指挥，而我就是乐队里的年轻独奏者，正等着属于我的时刻到来。

离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时，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也许是全场唯一的一个刹那，加林查身边只有一名防守队员，他抓住这个机会，将球传给了迪迪，迪迪又把球传给了我。当时我背对球门，而迪迪仍在向前跑，以为我会把球传回给他，做一次撞墙配合；但我没有这样做，出于本能，我用到了父亲交给我的技术——我胸部停球，未等球落地，就又将其轻轻挑起，恰恰越过防守队员伸出的小腿，“调皮”——有位比赛解说员脱口而出。足球落地、弹起，我迅速绕过那名防守队员，一脚将球踢进了球门左下角。

巴西1，威尔士0。

我高声叫喊着——这是一声长久的咆哮——朝对方球门跑去，兴奋地跳起、落地，又跳起、落地，最后跪在球门里，将足球从球网里拿了出来。

4名巴西队的队友也跑进了威尔士的球门，他们把我推倒在地上，接着又扑在我身上，把我压在下面。这时球门一侧还拥进了十多个摄影记者，他们不顾规定冲了进来，朝着在地上打滚的我们拍照。最后，一名威尔士球员走进球门，带着些许不悦，想把我们从地上拉起来，似乎是要表达——好了，伙计们，够了。

我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要出别人的洋相，那时我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我大叫、大笑，停都停不下来。我感觉身体里有个东西苏醒了，并且再也不会沉睡过去。

16

我的这个进球将比赛最终锁定在了1:0，我们以最小的优势战胜了威尔士队。我记得比赛结束后我得到了队友的拥抱，还得到了媒体的祝贺，再往后发生的事就是模糊一片了。我就像是被一团东西包住了，但是我没有挣扎反抗，而是任凭它占据了我的身心。

我睡觉时总是会梦到足球，而在战胜威尔士队之后的几天几夜里，我就像飘在一些奇思妙想里一样，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每次运球，每个传球，每次射门似乎都有无数个可能性：对某一个球的处理方式，原先我能看到3种，现在，我能看到10种；而眼前的球门宽度也仿佛拉大了十多倍。

我常常会从这样的梦里突然惊醒过来，脑子却很清醒，心情也十分愉悦，恨不得马上就跑到球场上去，把这些梦境变成现实。

17

还没等我从威尔士一战中回过神来，就再次站在了球场上——半决赛，对阵法国队。

与上一场比赛一样，上半场我仍是“碌碌无为”，而上半场也以2:1的比分结束。整个上半场，负责组织调度的迪迪就跟看不见我一样。但我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球队的“套路”。事实的确如此，半场过后，我的机会就立刻多了起来。

下半场开始7分钟之后，我们的一个传球从法国球门前掠过，守门员克劳德·阿贝斯扑球脱手，正落在我的身前，我一脚将球送进了球网。这是我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我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而这也是我到那时为止打进的最轻松的入球了。

巴西3，法国1。

10分钟之后，在比赛的第64分钟，加林查在对方半场沿着边线运球，又将球回传给了我，我把球从空中接下，赶在防守队员之前把球传了出去；经过几脚传接配合之后，我在离法国队球门7米左右处又接到了传球，我起脚射门，打进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巴西4，法国1。

又过了10分钟，到那时为止，全场90多分钟的比赛（加上伤停补时）已经过去了75分钟，我又从加林查那里接到一个极佳的传球。他是在对方大禁区的右侧把球传给我的，当时我距离对方球门有大约10米远，身前有名防守队员，但我还是晃开一个空当，把球踢进了球门的左下角，这是我本场第三个进球——帽子戏法，却只用了半场比赛的时间。

巴西5，法国1。

比赛接近尾声时，现场的球迷已经非常激动，虽然法国队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又打进一球，将全场比分改写为5:2，但全场球迷都在鼓掌、欢笑，还高呼着我的名字——“贝利！贝利！”这是一种因为有了新发现而表现出的高兴情绪，好像世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

瑞典球迷的热情让我感觉仿佛是在巴西的主场踢球。他们的风度令人赞叹，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场比赛一结束，在决赛中我们要与他们的国家队——瑞典队，一决雌雄。

18

踩灭1950年的梦魇残喘至今的最后一丝灰烬，然后再捧起奖杯，这才是最完美的剧本。

我们的决赛对手是本次世界杯的主办国瑞典。这里就有一个难题，到1958年为止，巴西队和瑞典国家队的球衣颜色都是黄色，所以我们必须有一方改用其他颜色。巴西代表团原以为宽厚的瑞典人会让客队——巴西队——身穿原来的球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瑞典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掷硬币。结果他们赢了，我们不能穿黄色。

我们球队的管理层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巴西国旗上还有其他几个颜色可供选择：白色、绿色、蓝色。随即他们宣布，我们将身穿白色球衣参加决赛。

大家也许会想，嗯，白色是个中立的、很安全的颜色啊。

错了。

1950年决赛中，在马拉卡纳球场上输给乌拉圭时，我们穿的正是白色球衣。

队员们面面相觑，眼睛睁得大大的。穿白色球衣？疯了吧？房间里鸦雀无声。终于，管理层意识到了这个决定的荒唐之处，保罗·马查多开口说，那就穿蓝色吧。看到队员们不以为然的样子，马查多向我们解释说，蓝色是巴西的守护神——圣母阿帕雷西达的颜色。听到这里，大家才恍然大悟，于是球衣颜色的问题就解决了。

今天的球队大都有数百万美元的运营经费，大量的赞助商，还有足够装备一支小型部队的、舒适的球衣和球鞋。但在1958年，职业足球队普遍不太富裕。所以，改变球衣颜色这个决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的球衣不够。当然我们也把蓝色球衣带到了瑞典，可一直都是在训练中穿，现已破旧褪色，与盛大的世界杯决赛极不相配。于是，我们的两名管理人员——阿道夫·马奎斯和队医马里奥·特里戈就自告奋勇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给我们买新衣服；马里奥·亚美利哥——就是那个悉心照料我膝伤的队医——在比赛前那个星期六，用了一上午时间不辞辛苦地把我们原先黄色球衣上的号码和标志拆下来，再缝到新的蓝色球衣上。

解决了这个临时状况之后，剩下的就是小菜一碟了。

19

大家一定会想，1958年6月28日决赛那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一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其实不是这样。迪迪和其他老队员一直努力让我们保持放松的心境，并且，一路走下来，我们也对球队的经验和才华很有自信。球队管理层对我们与外界采取的隔绝策略也终于见到了成效，我们对巴西国内媒体的狂喜言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似乎被封闭得太“好”了，以至于加林查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他所在的俱乐部参加的是里约州的联赛，其赛制是跟每个对手踢两场比赛，而在世界杯上则是一战决胜负。

“真的？”他还是不相信，“那就太没意思了！”

我很肯定，加林查只是在开玩笑。在我们踏上索尔纳——斯德哥尔摩东南部城市——的球场时，还是有些忘乎所以。

好吧，我承认我们是有些紧张，这从开场后我们几脚心不在焉的传球和失误就能看得出来。瑞典人抓住我们心态尚未平稳的机会，迅速打入一球，在比赛刚刚开始4分钟的时候取得了1:0的优势。失球后我们略有些惊慌，毕竟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们首次出现落后的局面。这时瑞典的球迷都乐疯了，纷纷把帽子抛到空中。

但是，我先前说过，我们现在拥有一种全新的、可怕的自信，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完美的领袖，在二者的带领下我们一路杀进了决赛，当然也不会因为一个失球而崩溃。瑞典队进球后，迪迪从球网里把球捡起来，慢慢地走向中圈，一路上镇定地朝身边的巴西队员说：“很好，他们就这样了。下面的时间就看我们的了！”

5分钟之后，加林查在禁区右侧摆脱了防守，把球横传给了禁区里的瓦瓦，后者打进了扳平的一球。上半场32分钟，我找准空当把球传给加林查，他又传给瓦瓦，后者再次射门得分。上半场比赛以2:1结束。

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我就打进了足球生涯中最著名的一个进球。尼尔顿·桑托斯中场长传，我胸部停球，球下落时一名瑞典球员向我冲来，我又将球挑过他的头顶。这完全是街头足球的把戏，这种过人方式我们曾在巴鲁的鲁宾斯·阿鲁达大街上用过无数次；也许，只有一个17岁的初生牛犊才有胆量在世界杯决赛中使用这种花哨的过人技巧吧。接着，我绕到那名防守队员的身后，在距离球门9米开外处凌空抽射破门得分。巴西3，瑞典1。

这个进球过后，奇怪的一幕发生了：我们竟然赢得了瑞典球迷的支持。尽管对自己球队落后而感到失望，但有些球迷开始高喊：“桑巴！桑巴！”他们为我们的盘带而鼓掌，为我们的传球而欢呼，在我们打进第4个进球后为我们高声喝彩。瑞典人当天所表现出的体育道德精神以及对足球的热爱令人赞叹，我必须承认，时至今日，我再没有见过比他们更高尚、更文雅的球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保持的进球优势似乎已经无法超越，我终于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了——巴西就要成为世界冠军了！在经过了近30年的失望，经历了功败垂成、举国悲伤的1950年，我们终于将这个荣誉收入囊中了。太令人吃惊了，这是真正的荣耀。但是此刻，在我继续满场奔跑、压制着对手进攻的过程中，真正令我心生波澜的，是远在巴鲁家里的父亲母亲。现在，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一定是围在收音机旁欢呼、欢笑吧，就像1950年那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可以庆祝了；这一次不再有泪水，只有欢笑！还有，他们还会为我喝彩庆祝！

这些长久以来压在心里的思绪，到这一刻开始喷涌而出。每跑一步，我都感觉自己的脚步越来越轻。比赛接近尾声，我也接近崩溃了。这时一个高球传过来，我高高跃起，计算好了起跳的时机和落点，睁大了眼睛，就像在巴鲁时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教我、训练我的那样……球进了。这是属于我父亲的头球绝技，接着我的眼前一黑——

我晕过去了，就在球场上，就在对方球门前。

仁慈的裁判这时恰好吹响了终场的哨声，比赛结束，巴西夺得世界冠军。我的头球将比分锁定在了5:2。

我躺在地上，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加林查这个一如既往的好心人是第一个跑过来帮我的。他抓住我的脚踝抬起我的双腿，觉得这样可以帮助血液流向我缺氧的大脑。

我回过神来，发现周围乱成一片。我看到队友们都笑着、拥抱、跳个不停；数百名观众冲到球场里来向我们表示祝贺。我站起身来，看到了迪迪和加林查，这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大家也许已经发现了，我的泪点一直很低，但在我一生中，那是我的泪水流得最畅快的一次。我心里想的全是家人和国家，又因为情绪得到彻底的释放而感到轻松。我还趴在队友的肩上哭着，止都止不住。人们从看台上下来，记者、球迷、警察，碰到我时都抓抓我的胳膊，拍拍我的后背或脑袋，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欢呼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的腿又软了，就要瘫倒在地。接着我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好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原来是我的队友们，他们把我扛在肩上，在球场里游行庆祝，而我还在哭。

吉尔马抬起胳膊把我的腿抱紧了，笑道：

“哭吧，小子！哭出来好一点儿！”

有人拿起了一面瑞典国旗，我们举着这面国旗周游全场向主办方致敬。当队友们终于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跑过草坪，边笑边喊，似乎想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我要去告诉爸爸！我要去告诉爸爸！”

20

1958年还没有网络电话，也没有手机，所以我得等上整整三天才能把瑞典的经过告诉父亲。

夺冠之后的兴奋劲儿还未消失，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好几天的庆祝。比赛结束，我们还未离开球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走到了球场上跟我们握手道贺。他尊贵而高雅——跟他的子民一样。瑞典队的球员也称赞了我们，负责盯防我的西格·帕尔林对记者说：“第5个球进了以后，连我都想为他喝彩。”

当天晚上回到酒店，我们吃了一顿盛宴，有些队员还把香槟倒在雷米特杯（为表彰1930年创立世界杯的足联主席而命名）里喝。我们返回巴西的第一站是累西腓，数千人早就提前几个星期在那里等着我们了。当我们抵达时，尽管当天下着滂沱大雨，人数却比先前又多了很多。飞机舱门一打开，人群立刻爆发出震耳的欢呼声。我们刚走下飞机，就被人们扛在了肩上。

当天我们又赶到了里约，那里的人也是同样疯狂。这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从决赛前一晚算起，我们一直都没有睡觉，可现在是不可能停下来的。里约的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他们让我们坐在消防车上游行，一路上他们燃放爆竹，两侧高楼——办公楼和住宅楼里的人将撕碎的报纸抛到空中。游行结束后，球队官员把我们带到当地一家杂志社，令我们惊喜的是，队员们的家属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站在那里等着我，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们都紧抿着嘴，竭力控制着情绪。他们的情绪控制得如何呢？这个，大家只需想一想我那情感充沛的性格来自谁的遗传吧。

“每个人都为你骄傲，迪科。”母亲激动得都喘不上气来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还有你的老师们，他们都来家里看我，说他们早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这是我听到的最荒谬的话了，不过我并没往心里去。因为这是我们家最风光的时刻，我能看出来，母亲已经理解了足球能带给我们的好处。

随后我们在总统府举行了宴会，总统儒塞利诺也把香槟倒在雷米特杯里喝。然后我们去了圣保罗，又是游行和庆祝；接着又到桑托斯做了短暂停留；这一切结束后，我终于可以回巴鲁老家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最希望的是能回家休息，但这是不可能的！巴鲁的气氛跟圣保罗、里约一样疯狂，只有一点不同——在巴鲁，庆祝的重点是我。我们的飞机在跑道上降落，这个跑道正是我以前多次来玩，有一次是来看失事的滑翔机。我看到，几乎全镇的人都来迎接我们，防护网外挤满了人，他们朝我们挥手、欢呼。

我走下飞机，朝人们微笑挥手。很难相信，2年前，正是这个孩子穿上长裤，怀着忐忑的心情坐车去了桑托斯。我的过去和现在就像是个梦，令人无法相信。但所有的“证人”都在我的眼前——在街上一起踢球的小伙伴们，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父母，连镇长都来了，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巴鲁一直在等着你啊，贝利！”他如此说道。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镇长的示意下，我站到一辆平板货车的车头上开始游行，最后到达了镇上的广场。接着我收到了奖杯、奖牌和各种礼品。台下的观众则是边笑边鼓掌。其中有面奖牌是安排母亲为我颁发的，但她害怕在颁奖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只是走上台来在我的脸上轻吻了一下。

我收到的礼品当中，有两件最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一辆汽车——romi-isetta，那是一辆微型轿车，只有三个轮子，但在当时的巴西，拥有任何样式的汽车都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当时一辆美国进口汽车的总价格约是2万美元，而那时巴西的最低月薪是30美元。收到这辆汽车我很高兴，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未成年，所以不能开车！此外还有一个疑虑：我怀疑这辆车是否够结实能一路开回桑托斯。所以，我把车送给了父亲。

另一个有趣的礼品是一台电视机——一个染成了巴西国旗的蓝、绿两色的“怪物”。这台电视机是我们还未离开瑞典时就送到家里去的，它带来的难题与那辆汽车一样——在巴鲁及巴西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视信号。所以，这台电视机就成了一个摆设，我把它也当作奖杯，至今还放在桑托斯的家里。

所有这些礼品、庆祝都造成了我“一夜暴富”的假象。庆祝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想过几天清静日子，但家里的访客源源不断。远亲近邻、新知旧交纷纷找上门来，或是借钱，或是找我帮忙，或是寻找商机……其实我并没有发财，我仍是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拿着微薄的薪水。

可是，我说“没钱”时，他们都不信。因为我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和杂志的封面；世界著名杂志《巴黎竞赛》为我写了一篇报道，还讲我成为足球场上的新国王；从那以后，巴西人就开始叫我“orei”——球王。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理应过着国王般的生活。

我有些不知所措。世界在变，但我没变。我还是那个爱踢球的男孩。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并在它的引领下大步向前。是，我取得了一些成就；是，我为国家赢得了一个世界冠军；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不仅是金钱，还有鼓励的话语、给侄子的纪念品……而有些人只想给我东西！这太疯狂了。我尽量笑脸相对，用我的回答取悦他们，但是，在巴鲁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意识到——我始终都在人们的视线里，我的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从那时起，这种感觉就一直伴随着我。

21

多年以后，每当想起1958年那支国家队，我总是能笑起来。那支国家队有一些真正特殊的东西，那是一群才华横溢的球员，怀着对足球的热爱在踢球。那时的我们太年轻，太单纯，不知道我们会掀起怎样的惊天骇浪。跟苏联的首场比赛就拉开了职业体育史上一个史诗般的序幕：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只要我跟加林查同时在场，巴西就从未输过。

1958年的这支国家队中，有11个人——包括我和加林查在内——继续参加了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我在第2场比赛中就受了伤，缺席了剩下的比赛。但历史却令我们高兴地重演了：巴西赢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蝉联了世界冠军。而实至名归的，在巴西，人们将其称作“属于加林查的世界杯”。

在其后的岁月里，生活会变得更加复杂，1958年的简单和单纯再也没有了。

但总有一件事能驱散我心中的所有忧虑。

从瑞典回来后，又过了几天时间，我偶然经过原先我们踢球的那条大街，我看到有一群8岁或10岁的孩子正在那里踢球。他们笑着、闹着，就像当初我跟小伙伴们那样。我问他们能不能让我跟他们一起玩，他们答应了。

我回家把长裤换成短裤，又赶了回去；我把鞋子脱掉，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踢球。我们玩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太阳下山，各自的母亲叫我们回家。就只有我们，这几个巴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