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略显尴尬，于是我迅速补充道：
“其实都差不多。”
1975年年初，当基辛格博士听说宇宙队正跟我商谈签约事宜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已经卸任了——他因“水门事件”而引咎辞职。基辛格博士决定尽一切努力让我到美国踢球。他给时任巴西总统的埃内斯托·盖泽尔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能到美国踢球，那将是对美巴两国关系的巨大推动。那可是在冷战时期，那可是亨利·基辛格，大家想必能够想象这封信的力度。于是巴西政府对我赴美一事的反对声瞬间消失了。接着我们又在薪水方面达成了一致——7年时间，每年1百万美元。协议还包括各种推广和营销事宜。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宇宙队聘请马泽伊教授为助理教练兼健康顾问。最后，我终于站在了21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马泽伊教授则充当我的翻译。
“把消息散布出去吧，”我说道，“足球终于来到美国了。”
听起来挺不错，但还有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会有人来看我们踢球吗？
10
刚开始时，我都不敢肯定自己会去看这样的比赛！
跟宇宙队合练的第一天，雨下得很大，司机找不到训练场地——位于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小体育场。所以我迟到了1个小时。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最不想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我比其他球员享有特权。所以，我向教练布拉德利真诚道歉。他说没关系，甚至还慷慨地免了我25美元的迟到罚款。
我将队友们集合在一起，用蹩脚的英语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事先我在马泽伊教授的指点下练习过，他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发音。今天早上我还对着镜子练了几遍。
“很荣幸能到这里，”我说道，“我一直都很重视团队配合，以后也是这样。所以，别指望让我一个人赢下比赛，我们得共同努力。”
队友们都点了点头，随后陆续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微笑着和蔼地欢迎我的到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我的一个新队友名叫吉尔·马德莱苏，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场球员，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道：“我曾梦想过跟你握握手。但是跟你一起踢球，这是个奇迹啊！”
我感到受宠若惊。但这种追星的态度在球场上是要不得的，我对队友们说，我们的队伍不能是10个人加1个贝利。足球不是这样子的。我更加担心了。
第一次跟队友们合练时，球队的水平之低再次令我惊讶。到那时为止我已经8个月没踢过比赛了，我知道自己的状态有些下滑。可在我练习的时候，队员们纷纷露出惊诧的样子。“宇宙队的队员们就像是一群跟巴比·鲁斯打棒球的小屁孩一样。”一个记者如此写道。我加入宇宙队时，1975年的赛季已经过半，而球队的战绩是3胜6负。队员们的态度都是好的，但水平亟待提高。在第一次练习时，我们分队对抗，我接到一个半高球，于是就倒勾射门打进一个球。
这种动作我在巴西已经做过一千次了，但宇宙队的守门员库尔特·凯肯德尔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一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一直在问。而两边球队的球员纷纷为我欢呼，拍着我的后背表示赞叹。
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赛季已经过半，6月15日就有一场跟“达拉斯飓风队”的比赛。比赛的场地是“唐宁球场”，亦即兰德尔岛上宇宙队作为主场的那个又小又破的球场。比赛将全国直播，这在宇宙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开球之前，一组球队官员仔细地将球场检查了一遍，确保它能够应对这个大场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人会看电视直播或到现场来看球，因为当年宇宙队的每场平均上座率还不足9000人。
走进球场时，我高兴地看到竟然有2.1万人到场看球，这已经是唐宁球场的最大容量了。“贝利！贝利！”观众们高呼着。而比赛的初期，似乎令观众们失望了，飓风队先打进了2个球。每次我拿球的时候，对方总会上来3到4个人对我进行封堵。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我就传给摩尔德查伊·斯皮格勒——参加过1970年世界杯的以色列前锋——一个球，他将比分改写为2:1。9分钟之后，斯皮格勒给我传了一个高球，我跳起来——虽然不如我巅峰时期跳得那么高，但也是当天的最好状态了——将球顶入球门的左上角。“贝利！贝利！”观众的欢呼声更大了，那一刻，我甚至感觉就像回到了桑托斯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
比赛的最终比分是2:2。这种平局并不是美国观众喜闻乐见的，但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
事实上，当天的大问题只有一个。赛后洗过澡之后，我找到拉斐尔·德拉·谢拉——宇宙队的古巴裔副总裁。说实话，我有点心慌。
“很抱歉，”我对他说道，“我想这恐怕是我在宇宙队的第一场球，也是最后一场球了。我不能再踢了。”
德拉·谢拉张大嘴看着我问：“为什么？”
洗澡的时候，我发现脚上长了一层绿色的皮癣，不管我怎么搓，打多少肥皂，都洗不掉。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里的设施太差了，会给我的健康造成永久的伤害。脚要是废了，足球运动员就没法活了。
就在我做解释的时候，德拉·谢拉拧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很快就笑了起来。他耐心地等我说完，然后跟我解释说，赛前唐宁球场的状况很差，所以球队的官员们就往草坪上喷了绿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其斑驳的样子，让他们觉得宇宙队是在一个美丽葱翠的球场上踢球。
“那不是皮癣，贝利，”他笑得浑身发抖，“是绿漆啊。”
11
我代表宇宙队参加的第一场比赛，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轻松创下了美国足球电视观众的人数纪录，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场世界杯或俱乐部比赛。但是电视直播并不顺利——宇宙队打进第一个进球时，电视台正在插播广告，所以观众们都没看到进球的情况；第二个球是我进的，又因为电视台在回放刚才的镜头，导致观众们又没看到进球的情况。很明显，与大多数节奏并不紧凑、时断时续的“美国”运动项目相比，足球的连续性和高密度节奏是大家需要逐步适应的，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言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此次比赛还是好评如潮。一家报纸写道：“除去重量级全网夺冠赛之外，纽约的体育比赛还从未受到过全世界如此多的关注。”一夜之间，宇宙队就变得全世界人尽皆知了。美国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霍华德·科赛尔等人纷纷论及这次比赛，都说足球终于来到了美国。达拉斯飓风队的老板拉马尔·亨特是在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一个旅店里收看的这场比赛，他后来回忆说：“我一边看比赛一边想：‘嗯，我们做到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坚守是值得的。’”
的确，这次足球热潮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甚至连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这样的野心家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过后，宇宙队又到许多被视为足球荒漠的城市，如洛杉矶、西雅图、温哥华，和发展中的市场，如波士顿、华盛顿等地方参加比赛，不论是在哪里，其比赛的上座率都会创下纪录。在波士顿，我进了一个球之后，人们都拥上来庆祝，有人企图把我的鞋脱下来作为纪念，差点把我的脚扭伤。在华盛顿，有3.5万人到场观看了比赛，创下了北美足球联赛的观众数量纪录。（几天后这里举行了另一场比赛，没有宇宙队参加，其上座人数只有2100人。）甚至在洛杉矶也是如此，比赛是在艾尔卡米诺专科学校的小球场上进行的，可容纳1.2万人的球场上座无虚席。每到一处，人们都很友好，很热情，对足球的了解也令人惊讶，好像美国的足球迷在历尽寒冬之后终于盼来了足球的春风。
足球在美国的兴起恰好与其时代潮流相契合，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都已经长大。时任达拉斯飓风队总经理的迪克·博格说：“足球是一种反正统的体育运动，既不像nfl那样神化，又没有nba的特殊性。其球员的个人表现和不间断的比赛节奏都是别具一格的，这一点很吸引那些在60年代成长起来、反过越战、留过长发、喜欢过另类音乐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经济能力，足球恰恰吸引了他们的兴趣。”
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但我们的确是“恰逢其时”了。在学校里踢球的孩子们开始央求父母带他们去现场看比赛；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被证明是足球最了不起的进步——北美足球联赛的球迷中有一半是女性。《体育画报》撰文说：“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绝对想象不到，在数周时间里，贝利就跟乔·纳玛什一样有名了。”乔·纳玛什是“纽约喷气机队”的四分卫，他从事的是另一种“足球”。
我认为自己一半的责任是作为球员在球场上踢球，其余部分则是在场下充当足球专家和形象大使。就在我到达美国的最初几周时间里，我杜撰了一个词组，却没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生命力。美国记者总是问我关于“soccer”的问题，这个词听起来很怪，因为我一直都叫它“football”，为了区分我所从事的足球和美式足球（我觉得美式足球枯燥无趣、粗野，而且停顿太多、太不流畅），我就说我从事的是一种“jogobonito”——“美丽的运动”。没想到这个词组就这么定了下来，从那时起就被用来描述足球运动了。
那段时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仍跟10年前力量一样大、跑得一样快吗？不可能。我们的球队战无不胜吗？也不是。但我总会有种新的感受，一种从1958年瑞典世界杯之后就从未感觉到的成就感。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那感觉就像是收复了一座城池、插上了足球的大旗。
从巴西的期望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再加上我比年轻时更加成熟自信了，所以，我从足球中发现了新的乐趣。我跟队友们打趣厮闹，并且乐意去感受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次在西雅图，我们下榻在一个酒店里，我的房间恰好是在海湾上面3层楼的位置。酒店经理借给我一套钓竿，一桶用作鱼饵的鲑鱼肉片，一会儿我就钓上一条小双髻鲨。我把它钓到阳台上，队友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这鲨鱼怎么办？一个队友跑到房间里拿来一根桌子腿，一棍子打在了鲨鱼的头上。这跟在巴西家里可大不一样，要是在巴鲁河里钓出一条鲨鱼，能让全镇的人逃个精光！
我们都认真对待比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推广足球运动，让足球在美国生根发芽。所以，北美足球联赛里的人都很友好，即使对手也是如此；而这一点在稍微发达点的联赛里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球场里使用的尼龙草皮尤其反感。现在的人造草皮已与柔软苍翠的真草皮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人造草皮其实就是混凝土表面铺着一层绿色的尼龙地毯。此前我极少接触这种场地，而在上面踢球就像是在煎锅上一样。“西雅图海湾人队”的几个队员告诉我，如果换上网球鞋，脚就好受多了，但我没有网球鞋，于是他们其中一个就好心地借给我一双。我感觉既高兴又惊诧——这要是在巴西或在别的刀来剑往的联赛里，对手借给你的鞋子里一定是藏了图钉的啊。（我也许有些夸张了，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种和睦的友情，以及在一起的训练和比赛，都拉近了我们的关系。1975年赛季结束，宇宙队的成绩并不好，也没能打入季后赛。我们还需要努力，但我们感觉已经打好了地基。而说到休赛期，也是非常有趣的。
12
我是个成年人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定居，所以，有时候我会再次体会到当初那个坐着从巴鲁开往桑托斯的客车上的14岁小男孩的心情：远离故土，对未来的不确定，激动又有些迷惘。我思念巴西。我想念那里的海滩、周日下午的烤牛肉大餐。我最怀念的还是维拉贝尔米罗球场、帕卡恩布球场、马拉卡纳球场里的球迷。有些夜晚，我会盯着天上的某颗星星，心里想着：家里的情况怎样了，我又错过了什么事情……
还好，我能把一部分乡情带到美国来，而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就是我的家人。露丝和孩子们也到纽约与我会合，我们把家安在东区一个不错的房子里。女儿凯丽·克里斯蒂娜和儿子埃迪尼奥英语学得很快，也适应了美国学校的生活。我弟弟佐卡也来到了纽约，他在特伦顿大学工作，还开办了儿童足球培训班。父母大多数时间都跟我们在一起。这真是有意思——我们一家在纽约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在桑托斯的时候还多。
幸运的是，纽约不是那种你闲得有时间想家的地方。我此前除了足球，关心的事情不多，而一下子掉进纽约这个文化大杂烩里，我有些应顾不暇。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跟妻子去看各种表演或参加五花八门的活动。有时候我们会去百老汇看音乐剧，最常看的还是芭蕾舞。我觉得芭蕾舞总能让我联想起足球——力量、流畅、高雅的完美结合。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如此。我喜欢“太阳马戏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甚至觉得能预判出表演者的下一个动作。
当然，还有一些不那么健康的精神追求。史蒂夫·罗斯的华纳传播公司给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窗户，而里面全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歌手、影星，他们或者是住在纽约，或者是路过此处。我最常会面的名人是罗德·斯图尔特，他是“华纳兄弟”的签约艺人，还是一个铁杆球迷。有时候他会到宇宙队的训练场地来跟我们踢几脚球，还常带我去“studio54”夜总会玩，这可是上世纪70年代曼哈顿闻名遐迩——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夜店呢。我们在那里听音乐、玩，有时候米克·贾格尔也会过来，还有丽莎·明尼里、比约恩·博格，还有安迪·沃霍尔，他说他有一个理论，那就是每个人的名声都仅能维持15分钟，但我是个特例。“贝利的名声是不朽的。”他语带夸张地说。
即便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也坚守着多年以来的“不沾烟酒”的信条。这个誓言是我保持健康的座右铭，若是没有恪守这一信条，我不可能到35岁了（甚至更老）还能踢球。但在studio54里，我就显得有些另类了。一天晚上，罗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道：“他妈的，贝利！你不喝酒，你不吸毒。你就没点爱好？”
嗯，我也是有弱点的，尤其是牵扯到另一半边天的情况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纽约，这样的诱惑可是无处不在，而宇宙队的名声大涨之后，就更是如此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华纳公司去，著名男演员罗伯特·雷德福在楼里有间办公室，我们就站在走廊里聊天，这时一群追星族跑向我们索要签名。罗伯特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然而在他看到那群人的目标不是他而是我的时候，脸上又缓缓露出惊讶的表情。
“哇哦，”在我一一签名打发走了那群人之后，他惊异地叹道，“你真有名！”
名声还曾帮过我的大忙——抬高我在儿女眼中的形象。对身为父母的人来说，让儿女为自己震撼一下是越来越难了。10多岁的女儿凯丽·克里斯蒂娜一直缠着我，让我把威廉·赫特介绍给她认识一下，因为那是她的偶像，于是我就带她去了电影《蜘蛛女之吻》首映式的鸡尾酒会。我们到达的时候，威廉看到了我，大喊道：“你是贝利！你是贝利！”他真的是在尖叫。他扑倒在我跟前，开始亲吻我的脚尖。我被他逗得大笑起来，而凯丽对我这个父亲是真正心服了一次，唯一的一次！
我希望来到纽约之后，能为我离开足球之后的生活做好铺垫，结果也并未令我失望。我得到了大量的机遇。在巴西时我就演过电视剧，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一部肥皂剧中扮演一个为入侵地球而前来侦察情况的外星人。我的演技不算好，但这样的经历很好玩。我到了纽约之后，有一天跟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共进午餐，他就提议拍一部在月球上踢球的电影。说实话，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也许他是把我跟马科斯·塞萨尔·庞特斯——首个进入太空的巴西人——搞混了。最终我还是有机会出现在一部好莱坞大片——《胜利大逃亡》里，这部影片由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迈克尔·凯恩主演，我则饰演了一个足球运动员。嗯，这个还不算太离谱。
我跟华纳的合同包括一些交叉推广协议。比如说，雅达利推出了一款新游戏，我就得帮助推广。由此我认识了很多居住在美国的巴西人。我有一个生意伙伴，我帮助他在洛杉矶开办了一些脊椎按摩诊所，而他又认识一个巴西的专业厨师，这个厨师所服务的，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流行歌手——先是在乐队里表演，然后单飞了。而这就是我受邀到加利福尼亚参加迈克尔·杰克逊18岁生日宴会的来龙去脉。他性情温和，衣着得体，彬彬有礼；那时他还很年轻，却非常优雅。我为他多年后的不幸遭遇感到悲哀。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呢？接触名人和明星是很有趣的事，我乐在其中；但是，这些接触还有一个建设性的目的：增加足球的魅力。通过他们的名气和影响力，我们使很多美国人相信，足球比赛是很值得看的。而名人明星也开始投资北美足球联赛的球队——米克·贾格尔入股了费城的一支球队，彼得·弗兰普顿、保罗·西蒙也随后跟上；艾尔顿·约翰是“洛杉矶阿兹特克人队”最大的股东。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一些世界级球星也动了到美国踢球的念头。我的话终于应验了：足球真的来到了美国。
13
在宇宙队未能打入季后赛而结束1975赛季时，我就告诉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我们至少还需要1名世界级球员。“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是打不出好成绩的。”我如此说道。
说这些话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的队友们，但在职业体育领域里，才华是不可代替的，而我们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队里有才华的球员太少了。我们的对手在比赛中让3个甚至4个球员对我进行防守，而我的队友们却不能利用这一点痛击对手。“这样下去是不会赢球的，”我对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说，“去南美和欧洲招募球员吧。”
而对史蒂夫·罗斯，同样的要求不用说两遍。很快，宇宙队就签下了两个世界著名球员：意大利的前锋乔治奥·齐纳格利亚和弗朗茨·贝肯鲍尔——1974年世界杯冠军西德队的队长。有了他们的加盟，北美足球联赛的分量更重了。而这种挖墙脚的行为也惹怒了足球“旧世界”的人。比如说，签下齐纳格利亚之后，某家报纸就写道（也许有点夸张）：“他在赛季开始后才悄然离开意大利，生怕引发国内球迷的骚乱。”贝肯鲍尔抵达纽约时，一大群球迷——其中包括很多小孩——都去机场迎接他。贝肯鲍尔后来说，到美国来“是我最明智的决定”。
看到宇宙队签来了球星，北美足球联赛的其他球队纷纷效仿。“拉斯维加斯水银队”签下了1966年打败巴西队的那支葡萄牙队的尤西比奥；坦帕湾俱乐部签下了为利物浦效力多年的防守尖兵汤米·史密斯；北爱尔兰的传奇巨星乔治·贝斯特则被“洛杉矶阿兹特克人队”招入麾下。此外，北美足球联赛还进行了扩编，圣地亚哥、塔尔萨等地的几支球队都加入进来。好戏开始了！
1976赛季，宇宙队的表现大有进步。齐纳格利亚以19个进球、11个助攻高居联赛射手榜首，他还从我身上分担了对手很多的注意力。我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在檀香山的一场比赛中，我一口气打入4个进球——在下半场时间的15分钟里连进3个。我们的比赛场场爆满，而纽约的观众人数太多，于是球队老板就把主场换到了洋基体育场。球队的胜利更激起了球迷的狂热。赛季结束，我们的战绩是16胜8负。
我们打进了季后赛，对阵的是“坦帕湾暴徒队”。“坦帕湾暴徒队”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黑马球队，跟宇宙队有太多不同之处。他们只有一位球星：汤米·史密斯。他们球队的口号是“暴徒队最牛逼”——这话在当时的美国可是有点不雅。每场比赛开始之前，都会有一支被称作“女暴徒”的啦啦队跑到球场上施放气球，然后球迷就齐声高唱他们的队歌：“therowdiesrunhere，therowdiesrunthere，theykicktheballaround！”是的，这些都是从冰球比赛学来的，但人们喜欢，而他们的球队也蒸蒸日上。虽说只是1975年的扩编球队，但他们赢下了当年的联赛冠军；看1976年的情况，他们大有卫冕之势。
坦帕湾的主场球迷都见过世面，也都很友好。比赛开始前，在我走进球场的时候，他们还起立欢迎我。这是体育道德精神的最好体现，但可惜的是，这是本场比赛我最辉煌的时刻了。
比赛开始时一切顺利。但坦帕湾的防守非常严密，我始终无法摆脱对方的防守球员。在一次身体碰撞中，我被撞倒在地，就在我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又打进了一个进球，从而赢下了全场比赛。
对这次失利，我们当然很失望。但我又感到很高兴，因为联赛的整体水平提高了，北美足球联赛算得上是一个像样的联赛了。在与坦帕湾的比赛中，到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3.7万，放在美国的任何一种运动项目的比赛上，这个观众数都是很不错的了。1976年8月《体育画报》撰文说：“美国足球正在站稳脚跟。”然而没有人意识到，若是站不稳的话，还是会摔倒的。我们辛辛苦苦奋斗的事业正面临暴风骤雨的袭击。
14
我在纽约的一件乐事就是独自一人到中央公园里闲逛，看看有没有小孩子在踢球。早些时候，要找到踢球的小孩是很困难的——公园里到处可见扔棒球、玩橄榄球的人，但踢球的人很难看到。但最终我还是能看到一群踢着黑白相间足球的孩子，而我也每每能笑起来。
起初我就是看着他们玩，有时候是站在树荫下。我不说话，但迟早会有人看见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惊喜的样子。然后我就走过去，教他们一些技巧，给他们一些指点。那个时候拍立得相机已经流行起来了，而似乎总有人随身带着一个。于是我就跟他们拍张合影，大家都做出巴西风格的、竖大拇指的手势。然后我就跟他们握手或拥抱告别，再消失在城市之中。
我很高兴能把对足球的热爱发扬光大，而除了在业余时间随机指点小孩们踢球，我还有更正式的推广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我与百事公司签了合同，在全世界进行一系列儿童足球培训，亦即“国际少年足球项目”，是由我和马泽伊教授携手完成的。我们一共去了64个国家，教那里的孩子们踢球。这个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多方合作将世界变得更好，同时还推广企业的产品。
在百事公司的帮助下，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及其同名教学电影，名叫《贝利：足球大师及其足球理论》，它们流传很久，现在还有年轻人在看。在电影中，我将足球这个“美丽的运动”分解为几个基本组成部分：控球，运球，颠球，传球，假动作，头球，还有射门。每个动作都由我亲自演示。我穿的球鞋上有浅颜色的标示，向观众展示触球的正确方式。很多孩子都误以为用脚尖全力捅球是射门的最佳方式，其实用脚的内外两侧触球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电影中，我们不仅展示了足球的技巧，还为其加上了活灵活现的叙述。在一个场景中，镜头锁定在一个足球上，这时画外音说道：“外皮加上里面的空气也不过425.2克重……这是个死物吗？不，稍等片刻，等它的主人发号施令。”接着我就踢它几脚，用脚背和膝盖颠几下球，画外音继续：“在一瞬间，它就有了生命，贝利让它怎样它就怎样。”
这些基本技巧还算简单，最难的是如何向孩子们讲述团队配合的重要性和基本原理——这从1970年开始也成了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于是我们又到桑托斯的维拉贝尔米罗球场，跟我以前的老队友一起拍了些镜头。我们还在一个小村里拍了些镜头，在沙滩上，我们邀请一些孩子试试贝利式的倒勾射门。在一个镜头中，我还用绳子把一个足球吊在树枝上，用头顶来顶去——就像多年前父亲教我头球时所做的那样。
“但是，即便是贝利，球也有不听话的时候。”画外音说道，“每天好几个小时的独自练习，才使他掌握了这些技巧。在练习时，他往往连个真正的足球都没有，无奈之下只能找东西凑合，比如用绳子绑起来的一团抹布……”其余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时代的发展再次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新技术的出现——家庭电影放映机以及随后出现的磁带录像机——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能在家里看到类似的教学片。就在几年之前这种事还是无法想象的，要是想看电影，要么去电影院，要么等着它在某个电视台上播出。并且，用英语录制这个电影——尽管我的英语很差劲——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那个时代，由于美国商业以及传媒的力量，英语已经超出了美国和英国的范围，在东欧、南亚等地都能听到用到。如此一来，这些地方的人也能看懂、听懂电影里的内容，从而更加大了其推广面。还是那句话，在世界变革中，我们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了恰当的地点。
以上种种项目和活动都推动了足球的普及。随着时间的前行，当我再走进中央公园的时候，就能看到到处都有孩子们踢球的场景了。但是我发现，在美国，足球最流行的地方并不是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而是在得克萨斯州的普莱诺、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县、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等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足球在类似地域宽阔的城郊地带蓬勃发展起来。毕竟这些地方不存在场地不够或太小的缺点，而足球对男孩和女孩有着同等的吸引力，并且，足球与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美国精神达成了完美契合。我对美国足球未来的疑虑都消失了。我终于发现，原来足球与美国是天生的一对。
15
就像在桑托斯俱乐部时一样，到了宇宙队之后，我也是跟着球队在全世界四处参加比赛，中国、印度、委内瑞拉、法国，我们的足迹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我记忆最深的是重回瑞典的那一次。我们到哥德堡与当地一支球队踢了一场球，我们以3:1获胜。但我最大的惊喜出现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士走到我的面前。
“你还记得我吗？”她诚挚地问道。
我很尴尬，因为我记不起来了。但当她说出名字时，我立刻就想起来了，是伊莱娜，那个20年前我在1958年世界杯期间认识的瑞典女孩。她这次把女儿也带过来了，跟她一样长着一头金发，很漂亮，两个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给了伊莱娜一个大大的拥抱。她在当地报纸上读到我要来踢球的消息，就想过来见见我。我们一起回忆了当年那个神奇的夏天发生的事，又各自说了说别后至今的经历。多年以前我们分开了，又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原因一直没有联系，现在能重逢真是太好了。另外，我现在会讲一点英语了，所以我能基本听懂她的话了！
“我就知道你会有大作为的，”伊莱娜微笑着说道，“足球一直都待你很好，对吧？”
16
1977年是我为宇宙队效力的最后一个赛季，这个赛季也是我与职业足球告别的最佳时机。宇宙队又搬家了——我们搬到了纽约市郊新建的“巨人体育场”，这样就能容纳更多的观众。到现场看球的观众比先前翻了一番，这一年我们每场比赛的观众人数平均是3.4万。观众们热情高涨，其间还有很多名人到场，他们对足球的了解也大大提高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为一个射偏的球而胡乱喝彩。这一年，宇宙队还签来了我的老队友卡洛斯·阿尔贝托，亦即我在桑托斯俱乐部时的队友、在1970年世界杯决赛上打入最后一球的巴西后卫。我的身边围绕着朋友和高水平的队友，我们的比赛踢得很好，我住在世界上最棒的城市——我感觉就像是在天堂里一样。
这个赛季，我们第一次打进了所谓的“足球超级碗”——北美足球联赛的决赛。大家也许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北美足球联赛从美式橄榄球中借鉴了很多经验，比如将比赛放在一个中立的城市进行。于是，在“第三届足球超级碗”上，我们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体育场的3.5万名观众面前，与“西雅图海湾人队”争夺冠军。比赛前，宇宙队的队友们走到我跟前，说要用最后一个冠军为我送别。感谢斯蒂芬·亨特和齐纳格利亚（就是史蒂夫·罗斯招募来的意大利前锋）的进球，宇宙队赢得了队史上首个足球超级碗。
几周之后，1977年10月1日，宇宙队为我安排了一场告别赛。迄今为止，我共为宇宙队踢过111场比赛，打进了65个进球。当然，这并不是我首次参加自己的告别赛了。我在巴西的队友还有以前的对手都到纽约来观看了这场比赛，而这场比赛最好的安排是——宇宙对阵的是桑托斯俱乐部。
当天的纽约，这场比赛一票难求。巨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卡特总统还致了辞。拳王阿里到球员休息室来看我，以其一贯的风格说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球员，但我绝对是比他优秀的。”
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再次向世人展示了美国足球的发展成果：9支少年足球队在球场中央围成一个大圈，其中6支是男子足球队，2支是女子足球队，还有一支是残奥足球队。他们在场地上踢了一会儿球，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的球技。接着，4届世界杯夺冠球队的队长一起走上球场，他们分别是：1958年巴西国家队队长贝里尼；1966年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博比·摩尔；197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卡洛斯·阿尔贝托；1974年西德国家队队长贝肯鲍尔（亦是当时我在宇宙队的队友）。
有这么多的朋友前来捧场，我感到受宠若惊，但主办方还为我准备了更大的惊喜——他们请来了我的父亲。在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只有寥寥几次到球场看过我的比赛。他当然是一直支持我的，但他不喜欢四处奔波，也希望远离球场的喧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我最终要跟职业生涯说再见的时候，他赶来了。看着这个教会了我关于足球的一切的人走进巨人体育场，这是我到那时为止最动情的时刻。
大家想必能够猜到，比赛还未开始我就先哭了一场。上半场我进了一个球，然后，为了向之前的足球生涯致意，我在下半场又换上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球衣。可惜的是我没能为桑托斯进个球，但大家都不在意。比赛结束后，主持人递给我一个话筒，我向全场观众和队友们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讲话结束时，我高喊着“爱！爱！爱！”这算不上什么精彩的结束语，但我当时心潮澎湃，心里有什么就直接脱口而出了。接着我拿起一面巴西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被队友们扛在肩上周游全场。
那时我还有3周就37岁了。我的财务状况很好，还是美国的一个偶像，生活得很快乐。我已经真正地、完全地退役了。而就像我的伯乐瓦尔德马·得·布利托教练曾经预言的那样：等着我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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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就在一瞬间，所有的努力都烟消云散，就像初春的新芽被突来的暴雨打得七零八落。
宇宙队和北美足球联赛，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联赛扩编的步子迈得太大，到1980年时已经有了24支球队；更糟的是，每个球队都想签一个“贝利”回来，所以纷纷斥巨资购买国外球星，很快，北美足球联赛里就充斥着太多已经不在巅峰状态的球星，因此被欧洲等足球发达地区称作“大象的墓地”，而联赛的质量也一直不高。过分迷信国外球员也使本土球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他们与本国球迷的联系更多，最关键的是，这种状况很不利于美国下一代足球苗子的成长。
还有更严重的，购买国外球星的费用太高，令很多俱乐部的财政不堪重负。1977年，亦即我在北美足球联赛效力的最后一年，全联赛只有明尼苏达和西雅图两个俱乐部能够赢利。是的，即使是比赛观众上座率最高、在国际上名气最大的宇宙队，也是入不敷出。
在我离开之后，北美足球联赛又坚持了几年时间，也兴盛了几年时间。宇宙队单年的观众上座率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在巨人体育场的比赛平均有4.67万名观众。但随着热度逐渐冷却，其他俱乐部的经营就陷入了苦苦挣扎的地步；不久之后，半数俱乐部的上座率就已经很难达到每场1万人了。1985年，北美足球联赛轰然倒地，宇宙队也未能幸免。
看到北美足球联赛的衰败，我心如刀割。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一度担心美国足球就这样“死去”，在接受采访时我如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但我本应对它更有信心才对。毕竟，几个商人的经营不善不能抹杀我们此前所付出的辛苦努力，也不能掩盖数年来足球这项美丽的运动盛行的吸引力。
正如2007年上映的、描述了宇宙队兴衰起伏的纪录片onceinalifetime中所强调的那样，宇宙队的人气仍在，在随后的日子里，常常以出人意料又令人心暖的方式偶尔浮现。比如说：我在前文中曾经说过，宇宙队签来贝肯鲍尔的时候，一群孩子赶到机场迎接他，其中一个孩子就是麦克·温迪斯曼。麦克在1975年——我加入宇宙队的那年——在宇宙队当球童，长大以后，他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还担任了美国国家队的队长，甚至带领美国队打进了1990年的世界杯。这是时隔40年后美国再次打进世界杯，而在上次，亦即1950年的世界杯上，他们在巴西的土地上爆冷击败了英格兰。
上世纪70年代（即宇宙队辉煌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改变了一切。纵使北美足球联赛不再，美国职业足球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冬眠期，但美国人对足球的热爱并未消减。
即使是在美国足球最萧条的时期，国内数千个大大小小的绿茵场上仍有人在踢球。有人甚至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是“贝利一代”，真是愧不敢当。米娅·哈姆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女足运动员，她就曾说过，每当宇宙队到华盛顿打比赛，她一定会去看。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于1993年成立，得益于他们谨慎的经营方式，现已蓬勃发展，甚至比原先的北美足球联赛更兴旺，而他们的球员都多多少少受过我们的影响。前明星球员、现任“新英格兰革命队”主教练的杰伊·希普斯是我在抵达纽约的那一年出生的，他说小时候在家里的录像机上一遍遍看我的《贝利：足球大师及其足球理论》。他甚至还把球吊在树枝上，一连数个小时练习头球技术！我真的很高兴——时至今日，时隔60年，相隔5000英里，父亲的训练方法还在发光发热。
最好的机会、保证美国足球美好未来的机会出现在1988年。有3个国家申办199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美国即是其中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我就一直梦想着世界杯有一天能够踏上美国的土地；我想，在家门口见识到世界顶级水平的赛事，对美国各个阶层的大众来说是很有必要的，还能引发他们对足球的喜爱。如果能让处于巅峰状态的世界顶级球员在美国的各大球场里比赛，其推广效果会远远超过全盛时期宇宙队的成就。
但我对美国世界杯的美好憧憬还有个障碍——另两个申办国分别是摩洛哥和……巴西。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我公开宣称支持美国承办1994年世界杯时，巴西国内是怎样的愤怒气氛。很多体育专栏作家以及巴西人都说我是美国人的傀儡，说我不爱国。但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认为，要保住足球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未来已经刻不容缓，我们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大动作”来吸引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并引发美国职业足球的复兴。其次，我认为当时的巴西并不适合承办世界杯。我很高兴巴西在1985年摆脱了军事独裁统治，但其转变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巴西本已萧索的经济状况跌到了谷底，贫穷与日俱增；还有通货膨胀，因为新政府也是入不敷出。还记得前文说过的上世纪60年代早期巴西物价平均每年翻一番，百姓怨声载道吗？在80年代末，物价是每个月翻一番！脑子稍微正常点的人都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盖不起诸多新场馆或翻修现有场馆的。我在当时就曾公开说道：“一个数百万人都吃不饱肚子的世界第三大债务国，是不应考虑用公款承办世界杯的。”这些话很不得人心，但都是实话。
1988年7月4日恰好是美国的独立日，国际足联宣布美国获得199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我很高兴在其中出了一份力，我对记者说这是“我的又一个梦想成真了”。时任美国足协主席的阿兰·罗森柏格向我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后来他说：“在个人层面上，贝利是把世界杯带到美国的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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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激动人心的时刻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世界杯的成功远超我的设想。平均每场6.9万人的上座率打破了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期间创下的5.1万人上座率的纪录。美国队表现很好，他们小组出线，打进了淘汰赛，但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不幸地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巴西队。
这场比赛——同样是在7月4日举行，真是太奇怪了——引起了媒体的热烈讨论：贝利会支持哪支队伍呢？巴西队已经24年没有赢过世界杯了，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的种种问题，巴西人的心情已经逼到了悬崖边上。“焦虑的心情大幅度蔓延，”《纽约时报》如此写道，“倒不是巴西人害怕美国队，而是，在巴西，这场比赛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华丽的胜利，要么是全国的大恐慌。”
每当回想起这些耸人听闻的叙述，我都会笑出声来，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话说回来，大家根本没必要紧张。我当然要支持祖国的球队，但我同样期望能看到美国——这个待我慷慨友好的国家——国家队能有上佳表现。
比赛的结果是非常完美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斯坦福球场的8.4万名热情高涨、挥舞着小旗子的观众面前，巴西队以1:0小胜美国队。美国队当天的防守做得非常好，巴西队的贝贝托直到第74分钟才打进一球，而比赛的悬念一直持续到终场哨声响起。美国队没有赢下比赛，但他们见识到了世界顶级球队的水平，此后美国国家队一直在进步，在以后的几届世界杯比赛中表现得越来越好。
然后再说巴西队。1994年的巴西国家队是历史上非常、非常好的一支队伍。我的老队友、1970年的国家队教练扎加洛又回到了教练班子，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卡洛斯·阿尔贝托·佩雷拉的副手。这届国家队里好手云集：邓加、贝贝托、罗马里奥，还有一个名叫罗纳尔多的不世出的足球天才，他当时才17岁，跟我参加1958年世界杯时同岁。虽然罗纳尔多在1994年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上场机会，但他日后最终以15个球打破了由我创造的世界杯进球纪录。
说到瑞典队，他们1994年那届国家队也很优秀，他们与我们在半决赛上相遇了。那场比赛打得难分难解，瑞典人似乎是要报当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箭之仇，最终巴西队的罗马里奥在第80分钟打进一球，而巴西队也以1:0赢下了比赛，挺进决赛。
在决赛中，意大利队跟以往对阵巴西队时一样，表现得异常英勇。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打成0:0平，加时赛双方也没能打破僵局。于是世界杯决赛中首次通过点球决定胜负，虽说有些遗憾，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至少巴西队如此，因为他们赢得了点球决战。
比赛结束，全场观众齐声欢呼喝彩。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走上球场，将奖杯交给巴西队长邓加。我当时也在球场上，心中涌动着自豪感，为美国，也为我喜爱的足球运动。两者虽然不甚搭调，但都征服了每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