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这件事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因为埃德加毫不手软地把抓到的嫌犯转交给了法院,后者则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起诉。他们在法庭在承认，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买通了侍者，让后者一直端着加了料的香槟酒杯在埃德加附近打转。所以，喝到这东西不仅埃德加一个,但他是预定目标,喝得最多。

本来如果认罪态度好,在其他人也没闹出什么毛病的情况下,最高就判个三年有期徒刑；但这活动偏偏是政府主办的，市长觉得颜面扫地，不由大为光火，让公诉律师又追加了条罪名——妨害公共安全罪。后面这条量刑比故意伤害罪重得多，一下子就十年八年有期徒刑没跑。

公众对此反应热烈。这热烈方面不是对嫌犯报以同情，而是觉得应该再判重一点。因为这次放的不是毒药，那下次呢？万一他们正好喝了一杯，岂不是伤亡惨重？当然该判重一点以儆效尤。

而那时候许多人也听说了埃德加的态度，知道他再也不打算出席此类活动了。这只能给要严惩的风声火上浇油，因为这样无疑就是一个人斩断了他们所有人的希望——难道以后要套关系只能先把自己送到局子里去吗？开什么玩笑！

在这种情况下，听证会和庭审形势都一面倒。陪审团给出的参考建议自然一样，认为这种事绝对不能姑息，法官最后采纳了这样的看法。

这事格伦没管，也管不到。他在知道埃德加的态度时，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很明显，埃德加绝对是个负责任的人，这种坚决举动足以看出他的倾向。格伦想了想埃德加以后会做出来的事情，觉得他也该考虑一下了。不过在这之前，他准备把手上的事情先处理一下，腾出时间来。六月底正是今年第一个财政季度结算的时候，作为整个伯明翰最大的那个纳税人，他不免要出入几次国内税务局设在伯明翰的办公室。

这地方在市政厅广场附近，距离市议会不算太远。所以格伦在外头碰上萨蒙德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两人打过招呼，萨蒙德就压低声音问他：“这次又交了多少？我看你差不多养起来大半个伯明翰的公务员了吧？”

“这我不大清楚，”格伦知道他是开玩笑，只摊了摊手，“我只知道新的公司利润税真是相当高。”幸而他还有一部分海外投资，鸡蛋从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降低了风险。

萨蒙德也不是真的想知道这数目，议会开会的时候总会需要这些资料的。他随口又说了几句别的，然后慢慢拐到了他预定的话题上去。“我听说，你请了伯爵阁下好几次晚饭？这感情真是让人羡慕啊。”他这话说得比较委婉，因为这可不仅是晚饭，还顺带留宿的——留宿在某些时候简直是一个无法不让人产生联想的词。而如果这是真的，他恐怕必须调整策略，为三年后的新一次选举做准备。

格伦一听就笑了。“我都不知道，我家晚饭都已经这么有名了？”他和萨蒙德打交道也有好些年了，知道后者一直期待往上升，从市议会到英格兰区议会再到伦敦下议院这样。这过程需要选票，要选票就等于要资金。他这时完全听得出对方的言下之意，只是故意打岔而已。

萨蒙德也不着急。和聪明人说话一贯省力不错，但并不等于一次成功。“我当然知道你一贯谨慎。”他继续道，“但是你看，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出什么不愉快，是不是？”他顿了顿又说，“单纯的交易当然能更好地保证不被牵连，但长远的投资偶尔也是需要的。”

“长远的投资？”格伦重复了一遍，“你说的是哪方面？”

萨蒙德看他毫无波澜的神情，就知道这时候该放手一搏了。“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说，“你也是，埃德加也是。”

格伦微微皱了皱眉。不得不说，这事情他考虑过。埃德加现在还很年轻，总不可能一直在地区警察局长这个位置待下去。而如果再往上的话，就是地区警察署，然后就是内政部了。如果说他能把伯明翰作为他们家族事业的总部的话，无论埃德加选择军事体系还是警察体系，最后都要去伦敦，区别仅在于工作地点是在威斯敏斯特白厅还是马香街。

“所以？你想说什么？”他这么问，但是实际上心里已经有谱了。萨蒙德是司法体系，如果能相互照应的话，事情就会好办很多。

“我只想说，艾登阁下是我们的副党魁。”萨蒙德把最后一个筹码放上去。他看得出埃德加并不倾向军队，所以大胆地压在了另一边。埃德加只要愿意继续做下去，选择原来就有关系的一方肯定会更顺利。

格伦沉默了一小会儿。“看起来你为这么一段话做了不少工作。”他最后说，“这话你是故意找我转告的吧？”这个计划里至少有三个人，但是现在他们才两个。

“这也没办法。”这回轮到萨蒙德对他摊手，“见到你的机会可比见到伯爵阁下的机会要大得多了。”

格伦抿了抿嘴。“我知道了，”他说，“不过这现在没法给你答复。”这正是他打算和埃德加讨论的事情之一，现在看起来需要从长计议。

“我愿意等你们的结果。”萨蒙德不失油滑地回答。

格伦回去，在有短暂空闲的时候陆陆续续地考虑过几次。等到他和埃德加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人滚完床单，他才找到机会提起来这件事。

埃德加一边听，一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按着他光裸的肩膀。“所以？这就是他开出来的全部条件？”